为防止滥权，则对权力之本旨及其范围，应加以严格解释。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 警察 (公安) 体制主要是学习借鉴了苏联‘契卡 (肃反委员会) 的经验， 实行‘垂直领导。作者简介：余凌云，法学博士，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44]赵炜：《公安机关体制改革论纲》， 载《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4年第6期。中央、上级的统一领导多体现在思想、政策与组织上， 对具体事项干预不多。在中央集权的体制下， 在建设统一警察制度的驱动之下， 公安机关作为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国内安宁的准纪律部队， 在实际运作中有着纵向上不断统一行动、加强领导的趋向， 条的关系变得愈发重要和清晰， 块的关系即便重要， 也退居其次。在一些经济不发达地区容易引发三乱、以罚代刑、以罚代处现象， 等等。《行政处罚法》规定的收支两条线禁止罚没款返还难以落实。
[19]从国家财政支出结构来看， 中央财政支出主要集中在外交、国防两个项目， 地方财政成为履行政府对内职能的主要支出者， 2010年地方政府在农林水事务、环境保护、医疗卫生、城乡社区事务， 以及社会保障和就业等方面的支出比重甚至超过95%。3但是， 在笔者看来:第一， 分级管理条块结合、以块为主暗含分工， 却没有说清楚中央与地方、上级与下级存在怎样的事权划分。从我国社会性许可实践来分析，行政机关强行推进项目时遭到当地社会公众阻止的情况并非罕见。
尽管我国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并且我国政府公开承诺支持该宣言[16] ，然而，我国毕竟不是该宣言的缔约国，因此该宣言对我国政府没有约束力。当然，在紧急情况下，可以采用口头形式。社会性许可被申请人行使申请权的目的是希望参与国家行政许可机关和项目企业的管理活动，了解项目安全情况。社会性许可权的主体是社会性许可被申请人和社会性许可申请人。
第二，获得不利决定的理由权。动议权属于社会性许可权中的一项极为重要的权利。
后者的义务主体是国家行政机关——对项目承担行政许可职责的国家行政机关仅仅是其中的一种类型。据此，社会性许可被申请人有权对县级环保行政主管部门负有的与项目有关的职责提出动议，要求他们履行相应职责。这一概念虽然已经成为国际上诸多企业年报和官方文件中的高频词，并且我国学者也开始引入使用，但面临着过于神秘、难以捉摸、边界不清等问题[4]（P355-359）。第四，受到平等对待的权利。
而对于肩负多重职责的我国政府而言，这一挑战更显突出。然而，在纸浆厂项目中，社区居民却将恶臭气味作为最优先事项来考虑，这就迫使行政机关动用执法权力对气味加以严格控制。本文的基本命题就是如何从行政法角度来建构社会性许可权。社会性许可申请人，特别是项目企业禁止与个别直接利害关系人私下交换来获取他们的表决权。
这是因为，国家事务、经济事业和社会事务当然包括国家行政机关许可的企业项目，而特定社会公众通过行使社会性许可权就是他们参与国家事务和经济事业以及管理社会事务的一种途径。从属性上分析，社会性许可权属于以公共利益为主的新兴权利。
对项目企业驳回决定不服的，被申请人根据要求项目企业依法履行义务的类型为标准，可以向相应的主管行政机关申请裁决。既能阻止那些严重破坏生态环境的项目，也能防止掠夺式的开发活动，实现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三赢。
因为社区居民的房屋所有权是受宪法保护的权利，如果未经居民同意就落户建设，就是侵犯居民私有财产权的行为。笔者依据社会性许可权行使者——社会性许可被申请人，依法实现其意志和利益的方式为标准，将其分为行动型社会性许可权和接受型社会性许可权[28]（P64-74）。这意味着社会性许可权中的各方主体应当遵循行政法基本原则和制度。可是，对于社会性许可权的基础性问题，比如，到底由哪个部门法来规范？社会性许可权的主要类型是什么？国际上鲜有学者探讨，对其的认识依然停留在极为粗糙的感性阶段。对于行政许可机关实施妨碍行为的，监察机关或者上级行政许可机关应当责令其改正，并对相关工作人员给予相应处分。由此，可以依据不同标准来对社会性许可权加以分类。
可见，不论是环境利害关系人参与权或行政法上参与权与社会性许可权均存在重大差异，特别是它们都没有包括社会性许可权的核心权利类型——对项目的表决权。比如，履行安全生产许可职责的行政机关在审查项目企业安全生产方面的条件、技术和制度时，被申请人如果愿意参与此类活动，就享有获得行政机关通知并参加会议的权利。
总之，获得通知和参加会议权是被申请人一项基础性的接受权利，行政法需要做出详细规范。由于这种转向，使得公共权力与私人权利的界限变得日益模糊，非政府组织和公民个体的角色也发生改变，公民社会与国家的区别也变得不是很明显。
第三，社会性许可被申请人意志和行为所指向的对象是国家行政机关许可的项目，包括已经履行完毕许可程序或者尚未履行完毕许可程序的项目。何为正当目的，则需要做广义理解，比如，被申请人担心项目对自身健康带来影响。
驰莱克则认为，社会性许可（权）能够帮助企业节省成本，降低社会风险并有助于项目在没有遇到社区冲突情况下持续运作。对于表决权需要从如下几个层面来理解：一是表决权的行使主体仅 限于社会性许可被申请人中的直接利害关系人，即自身的合法权益直接受到行政许可项目影响的主体。显然，美国可口可乐公司是在取得印度当地政府许可情况下才经营该项目。对于此类现象，国际上一些从事矿产资源开发的学者提出 社会性许可概念来解释，大意指，企业项目要想生存，除了取得国家许可之外，还要取得来自受项目影响的社会公众的许可[3]（P83-90）。
行政法还需要规定被申请人获得通知和参加会议权的期限，确保他们有一个合理期限来做准备，进行高质量的参与。在项目的许可和管理等各个环节中，无论是被申请人行使行动型社会许可权，还是享有接受型社会许可权，都会对国家行政机关和项目企业构成一种监督。
（二）接受型社会性许可权 所谓接受型社会性许可权是指，作为权利主体的社会性许可被申请人有资格接受某事物或被以某种方式对待的资格，而社会性许可申请人则处于给付某物或者做出某种对待的积极行动状态。具体到政府对重大投资项目的行政许可、企业开展项目建设等领域，如何确保可持续发展、体现新发展理念则需要具体途径。
又如，根据《环境保护法》第 55 条规定，重点排污单位应当如实向社会公开其主要污染物的名称、排放方式、排放浓度和总量、超标排放情况以及防治污染设施的建设和运行情况，接受社会监督。这一条款所规定的获取环境信息权、参与和监督环境权不仅为社会性许可权提供了直接的法律依据，而且它们本身就是社会性许可权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此可以从四个层面来理解。从功能来分析，这些项目通常是为了实现国家产业政策，促进社会和经济发展而由国家安排或扶持的社会公共事业，比如，2014 年 5 月 10 日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市民反对处于前期规划公示阶段的中泰垃圾焚烧厂项目就属于杭州市 2014 年规划重点工程项目[13]。此外，行政法还需要规定公民获得通知和参加会议的方式，一般应当以书面形式，因为书面形式具有客观性。该组织依据客观公正的方法产生直接利害关系人代表等。
对于行政许可机关而言，在未说明理由情况下对被申请人做出的不利决定属于可撤销的行政行为，同时，其工作人员将受到相应的行政处分。而征得社区居民同意则是社区 居民行使社会性许可权的重要内容。
同时，公众也不能从项目的运行中获得自身的利益，从而也不能体现共享式发展。文章来源：《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
（三）实定法层面隐含着社会性许可权 如果说社会性许可权是合作治理社会问题的新形式以及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主要是从功能角度来为其从法外权利转变成法上权利提供正当性，那么从实定法层面来考察，则是从已经存在的被立法者隐含认可的利益事实角度来为这种转变提供正当性。比如，该组织在与直接利害关系人协商的前提下制定表决权行使规则和纪律。